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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乐视足球高清直播 发布时间：2024-01-16 05:28:36
他说看很多我们的文章，汲取灵感，也去找我们采访过的人物聊了聊，以拼凑出角色的时代生活背景。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外企白领，已经有了严格的“dress code”（着装要求）。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在两用衫、夹克衫的茫茫人海中，出现了一小群西装革履挤公交车、踏脚踏车上班的人。
“格辰光冷天屋里厢冷死，到办公室又只好穿衬衫。跑到商社来上班，棉毛衫、棉毛裤脱也来不及脱。”
那是1982年，他被作为培养对象，从延中复印工业公司借调在街道团委工作。
因为自学过一点英语，当有关部门来为外商选拔人才时，他第一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上班没几天，所长让我发个‘telex’（电传），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
如今80后、90后闻所未闻的电传机，在当时可是先进的通讯设备。通过发送“明码电报”，可以与公司在全球的100多家分支机构联系。
零基础的吴平只好请比他早进商社、从外贸公司调来的同事教他，利用吃午饭的时间拼命学习。
1982年4月，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成立。外商在上海雇用中国雇员，一定要通过该服务部。
国门初开，外商进驻上海，急需聘用中国雇员。然而当时的人事制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从哪儿来呢？
最初规定，业务人员由上海外贸总公司推荐，秘书等服务人员由锦江饭店推荐。可很快就无法应对缺口。
由于之前的教育断层，要在一千万人口的大上海找到略懂外语的人才，竟然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感。
为此，叶兴虎和同事跑去静安区和徐汇区的一些街道选拔人才，后来又跑遍了上海的十个工业局。
“我问阿拉师父，没有想到他讲：去！这个就是老早讲起来‘吃洋行饭’。侬假使待在研究所，到顶也仅仅是高级工程师。”
国门初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思想政治上。像吴平、吕富强这样到“洋行”去上班，当年被看作是“不出国的劳务输出”。
“所有雇员都一定要按照出国的要求政审。”叶兴虎说，“从隔壁邻居、居委会、派出所到所在单位……一路政审下来要敲十几个图章。”
每周六下午，外企服务部要召集被派遣到各个外国商社的雇员，坐在瑞金路小学的小板凳上，开展思想学习活动。
“日本人邀请阿拉家属吃饭，我只好跟同事联合起来，伊讲老婆加班，我讲老婆身体不适宜（舒服）。”吴平说。
“比方讲外商送我只打火机，我不好拿回去，快点奔到管理办公室上交。”吴平说。
“阿拉有纺织部，对着装比较讲究。日本人看到我这根领带，有点屏不牢了：吕桑，我给你根领带，这是日本产的，试试看。”
“我敢戴啊？交到管理办公室了。日本人问：为啥不戴？我只好讲：被同学看到拿走了。日本人不响，过了两天，又给我一根领带。”
“这根不好再交了。我心想，外服假使问我，我就讲：工作需要，喏，戴了嗨。”
这幢高107米、28层的大楼，曾创下多个上海第一乃至全国第一，比如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办公楼、高度第一大楼、内地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
联谊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拿到了上海的第一张物业牌照，从此办公楼的物业管理模式开始在全上海推广。
据说锦江俱乐部、锦江饭店中楼和南楼几乎全改为办公用房，和平饭店、上海大厦等涉外宾馆的一些客房也改为办公室，但仍难满足需求。个别外商不得已“偷租”民宅，开设“地下办事处”。
究其原因，上海的办公楼太少。市委市政府研究后决定，合资建设上海第一座涉外商务办公楼。
很快，一份建设工程审批文件放到了汪道涵市长的办公桌上，申请人是香港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市投资信任委托公司和上海锦江联营公司，申请内容正是在外滩建造一幢甲级写字楼，名为“联谊大厦”。
此前，上海没有一点建造涉外办公楼的经验。为了高质量打造这栋商务楼，建筑所用材料都把关甚严，中央空调、冷冻机、锅炉、日立电梯、擦窗机、监控系统、冷却塔、玻璃幕墙等，均看齐国际水准。
大厦竣工半年之前，预订出租率已超七成。其中有三菱商事、丸红、通用电气、IBM、惠普、王安电脑、DEC、花旗银行、ABB、三洋电机、新鸿基等世界有名的公司。有些企业排队登记超过一年，方才得以入驻。
1993年，上海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年工资5650元，约合471元/月。同年，全国职工平均年工资3236元。
“在这些美仑美奂的轿车精英中，有象征英国王族身份的贵族之车劳斯莱斯，有号称车中之王的凯迪拉克，有称之为地平线上的彩虹车族显贵的克莱斯勒，有福特公司最具代表的四门大型豪华轿车，有超一流的美国豪华座车林肯，有遍布全球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制造的奔驰系列名车……在上海街头偶尔还能见到居然能与飞机赛跑的世界著名意大利法拉利跑车。”
“这些豪华轿车使用者大多为外商在沪办事机构、三资企业和外国老板、富豪，挂的大都是黑牌照。”
不谈落地价，我们仅以1993年法亚洋行在《解放日报》上的广告，看看宝总送给汪小姐的凯迪拉克：
1994年1月5日，法亚洋行在《解放日报》又做了广告，名为《中国规格凯迪拉克——豪华的典范》：“特价优惠首100名买家，只售4.25万美元”。
我们再以《新民晚报》1993年1月11日摘自《上海供销信息报》的《全国已有“私家车”37000辆》一文，提出另一种解读。
文中写道：“据汽车业有关人士介绍，目前新富阶层对购买汽车兴趣相当浓厚。他们对车子品级的要求，有愈来愈高的趋势。从初期的飞亚特、东欧生产的拉达和波罗乃茨等已过渡到天津生产的夏利和进口二手车，其中最昂贵的是价值80万人民币的凯迪拉克车。”
在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之前”的1993年6月30日，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5.76块钱。
“……但自去年12月起，外汇调剂市场人民币汇率急剧下浮，当月即跌破8元大关，至1993年2月11日跌至1美元兑8.8490元人民币。”1993年7月11日的《文汇报》写道。
“从这天起，企业和居民个人用汇，均以同一种价格向银行购买，从而结束了多年来我国外汇牌价与调剂价并存的局面。”
“原来1美元兑5.8元以下人民币的汇价在真实的操作中特别难找到。市场上绝大部分进口商品都是按当时的外汇调剂价格买入的，有的商品进口成本甚至比现在的统一汇价还要高（1美元折9-10元左右人民币）。”
所谓“外销房”，由国内外的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土地以批租形式获得，主要面向华侨、外籍人士和港澳台人士。需要用外币购买。
至于房子本身，在户型、建筑材料、小区管理等每个方面，开发商在广告中都会强调“实行国际化标准”。
当年外销房的广告上，总能找到这类字眼：“户型设计与国际接轨”、“厨卫家具采用国际知名品牌”。
以普陀区的玉佛城为例，90年代开盘时，卖点就是现房全装修和物业管理。比如，屋内设备有进口日立空调、科勒洁具、对讲机等。小区里设有24小时巡逻、录像监控等。
这些配套放在今天来看，一点都不稀奇。但在当时，很多人却是第一次听到。毕竟当时大家对房屋的概念还停留在拎马桶、亭子间，哪怕能住进煤卫独用的两室户公房，就算很不错了。
当然，价格也弹眼落睛。在大家还盼着“福利分房”的年代，玉佛城1995年开盘时，售价为每平方米1300美元。到1996年，直接涨到了2000美元。
1992年，位于虹桥的锦明大厦对外销售。这是上海建成的第一幢外销商品房。短短4天时间，144套住宅便被海外人士抢购一空。
那一年，上海的外销房批准预售量为22.2万平方米，次年又猛增至262万平方米。
从最早的宝石、钻石公寓，到金狮、金马、金龙、金象公寓，还有罗马花园、里昂花园、雅典花苑等，形成了一大批欧式风格住宅小区。
我们曾采访到当年买下宝石公寓两房一厅的周雅珺（化名），这套房子花了她21万人民币。宝石公寓1990年开始预售，由10幢6层的法式公寓楼组成，分对外销售和对内销售两种，基价分别为420元美金和1640元人民币。
“阿拉是1992年搬进去的。这种房子是按照外国住宅标准建的，厨房间和卫生间面积比较大，房间比较小。”她说。
以宝石公寓旁边的钻石公寓为例，房价从1989年的每平方米500多美元，到1994年涨至近1300美元。
到了90年代末，新楼盘层出不穷，购房者的选择增加了，对品质也更讲究了。外销房小区曾经的“先进住宅理念”渐渐开始被时代淘汰。
以户型为例，当年为了达到国际化标准，很多外销房都由欧洲或香港的设计师捉刀设计。
然而，因为生活小习惯的不同，上海人最看重的朝向问题，在外销房的户型中却往往不被重视。
厨房卫生间朝南、卧室朝北的房型颇为常见，更不可思议的是三角卧室、无窗房间等极其别扭的设计。
2001年8月，上海正式实行内外销商品住房并轨，统称为“商品住房”，“外销房”这个名词消失在历史中。
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在那个年代更有可能经历的是“调房子”，尤其在1991年之前。
1986年9月，上海工行信托投资公司在南京西路1806号开设了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
主持其事的是黄贵显、胡瑞荃两位老前辈。1987年8月，边晓敌从工行教育科调到营业部工作。
上交所成立之前还没有上证指数，反映上海股票行情变化的唯一指标，是由边晓敌最初编制、后来经阚治东修订完善的静安股价指数，它也是全国第一个股价指数，当时被海外称为新创的中国股市的“晴雨表”。有一段时间静安指数仍是市场上唯一的股价指数。
静安股价指数以1987年11月2日为基日，经过确定框架，测算，编写后，又经历了长达两年左右的观察、修正、调整。
指数推出后，每天晚上，边晓敌要根据当天的交易数据手工计算出当天新的指数，第二天一早手写公布，隔一段时间还会在报上公布。
从1990年4月开始，深圳一批投资者到上海参与炒作，股价急速上扬，指数的变动就开始显眼。
3月20日还是90.6点，5月30日突破了100点，到年底跃升到了439.37点，以致有国外媒体把这年的“海湾事件、道琼直落、静安指数扶摇直上”相提并论。静安指数对市场的意义也渐渐重要起来。
1990年6月，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在工人文化宫的侧面（广东路729号）开业，比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早半年，被股民称为“黄万国”。
虽然只是一个营业部，但“黄万国”创下了十个全国第一。比如，全国第一个在证券业实行“全天候”营业；出版发行了全国第一家股市分析日刊《股市大哥大》；并且在证券市场刚起步、沪市与深市两地割据的情况下，全国第一家开办了异地买卖深圳股票的业务。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黄万国”的沪市交易量占比经常保持在10%以上，在深市的买盘中常有八成为其所有。
也就是这样，在改革开放一步步放开金融市场之初，股民踏入了这片未知的新天地，逐渐形成了广东路的街头股市沙龙。
虽然现在手机就可以炒股，微信就可以聊股，但这个线下沙龙还是神奇地保留了下来，见证着股民们的发达与沉寂。
80多岁的老宋，是退休后开始在广东路卖证券相关报纸的。当时老宋已经在广东路卖了26年报纸，他是广东路的见证者。
他觉得这条马路股市沙龙最大的变化是“从兴旺到现在萎缩”，“我再没看到过（这里）又恢复到路也不好走（的情况）”。
时至今日，报纸从原先的8种，萎缩到4种。销量从“几千份也卖过”到现在一个周末四五十份。卖报人也只剩老宋一个了。
“因为我不是顶相信。事实告诉我，交关人消息晓得再多，最后还是（被）消灭。”
“老早十几个人卖报，基本上除了我一个，人人都做股票。最坏一个结局，跳楼自杀。就住在前头的。”
“侬现在有正当职业伐？我希望侬不要去（炒股票）。情愿花点精力搞别的事体，绝对不要去搞金融类的物事。”
3年前的那个夏天，和我说过类似话语的不止老宋一个。有人说《繁花》是“股市教育片”，而我看《繁花》想起的是广东路一位阿姨对我说的话。
“阿姨帮侬讲线块，后头停牌。输脱人交关。停牌到后头，好了，到三板去了。”
“输的人多。像我这种赚钞票的，老少老少的。十个里厢一个（赚钱）都没有，一百个里厢有一个就蛮好了。”
在阿姨和我半个小时的对线遍“这里的话不好听的”。几乎隔几分钟就规劝我，语重心长。
而那个夏天，我在广东路马路股市沙龙见到了上海股民“四大天王”之一的李双成，人称“大老李”。
我问他，为什么这里很多阿姨爷叔都劝我不要做股票，他只淡淡地回复我：“这都是输脱的朋友”。
王汝刚扮演的三宝带着巴西来的表叔，站在南浦大桥眺望道：“在我们上海做房地产买卖，那是大有作为啊，这儿线
玲子和阿宝在东京相遇，一曲小田和正的《突如其来的爱情》让多少人“爷青回”。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听说过亲属和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在日本留学打工的“传说”。他们带回了各种新颖的电器，还有透着几分神秘的财富。对于专去打工的人，那时有句上海话是这么说的：“伊到日本扒分（赚钱）去了。”
2014年，我们想请他们说说当年留学打工的经历，没想到绝大多数人坚决不愿再提往事，有人说，那场经历好比战场归来，也有人说，任何市面上的相关书籍和纪录片都未能正确展示那场“留日潮”。
199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本泡沫经济迅速破裂，慢慢的出现经济萧条。“工厂停产倒闭、没有工作是常有的事”，连上百万日本人都面临失业。反观上海，改革的步子则开始拉大，浦东迎来发展。有不少活络的上海人不出国门照样干得有声有色，或是靠炒股发了财。
在一封落笔于1992年6月15日的信件中，在日本的丈夫对在上海的妻子写道：
“现在在东京要找一份洗碗的工作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这次9月份出来的那批人，百分之九十几没找到一份工作。”
“出来的人都感觉到很失望，因为日本并不怎么好，钱又赚不到，要还掉这些债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我是决定明年10月或12月份回国了。不管能带多少钱回来，夫妻分居久了总不是滋味。如果说到那时有十几万人民币也可以了，比工薪阶层的人好，不能和炒股票的暴发户比，我们在日本赚的都是血汗钱。我来日本一年半赚了人民币六七万，有些人回国时说他（她）带回来几十万人民币，绝大多数人是在吹牛，这些人是自己欺骗自己，一点意思都没有。”
留日打工者中，最有名的上海人可能是丁尚彪。一部历时10年拍摄的纪录片《含泪活着》，让许多人记住了这个为供女儿到美国读书、自己在日本打黑工15年的上海爸爸。
这部纪录片2009年被搬上日本大银幕，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声势盖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夺得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
丁尚彪的故事太过精彩，在此无法简述。2014年，丁尚彪在位于美国法拉盛的家里接受了我们长达4个多小时的电线岁了。他在美国还是闲不下来，在一家宾馆的餐厅里工作。他说：“工作也是了解美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再平凡的工作也要做好。2012年，他获得了纽约宾馆业协会颁发的优秀工作奖。
“假使我当时留在上海，那么肯定后来第一批就下岗了。因为我没技术、没文凭，个体户也不敢做，很难有发展。现在大概拿着两千多块的退休工资。我们家住的房子到现在还没有拆迁。女儿结婚的话，要么男方有房子，不然只好楼上的阁楼给他们待待了，就像当年我父母给我的一样。”
“可以说，当年是朋友用‘日本马路上可以捡彩电’吸引了我。那时单位里卡我，也给了我一记强心针。而且这一针是长效的，过了这几十年还有用，让我只要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拼命抓住它。若不是因为这个，可能我就失去了奋斗的动力。人活着就要争口气啊！”
我们也写过上海人在香港系列，采访过在王家卫、侯孝贤影片中扮演上海女人、同时也出生于上海的潘迪华。
《繁花》热播期间，上海人见面多少都会聊上几句剧情。上一次这样的场景，也许还是《孽债》。
当时27岁的年轻导演梁山喜欢在晚上骑部脚踏车上街，晚上8点05分，上海的马路上、公交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看《孽债》，甚至有饭店把电视机搬到了大堂。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听过去，路边的裁缝铺子、理发店里，传出来的全都是这部片子的主题歌。”梁山回忆说。
电视剧《孽债》改编自叶辛的同名小说，由黄蜀芹担任总导演，梁山和夏晓昀担任导演，讲述了5个云南知青的子女来沪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甫一播出即引发轰动。有一个星期的平均收视率创下了42.65%的收视纪录。
尽管事先多次在屏幕上打出字幕说明，但市民们还是急得疯狂拨打电视台热线，说只要当晚播，再晚也没意见。
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情，上海电视台后来不惜损失200万广告费，将每天播一集改为播两集，开了黄金剧场两集联播的先河。
“我们模仿的是上海当时拍得最棒的几部纪录片，比如《重逢的日子》、《毛毛告状》等。”他说，“电视剧有种表演的腔调，我们想把它去掉。”
当时，梁山很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它的形式特征之一就是运用地方方言。
在尝试用沪语拍戏这个想法上，梁山和他的老师黄蜀芹一拍即合。可演员从来没这么演过，他们担心说上海话会像演滑稽戏。
还有台词的表达，比如，怎么用上海话说“我爱你”呢？梁山提议，让演员根据上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自己对台词进行口语化的“翻译”。
所以在赵有亮扮演的沈若尘向严晓频扮演的妻子梅云清“摊牌”那场戏里，台词是这么说的：
“不同年龄层不同阶层的上海话，各种腔调，如同不一样的区域的上海，支持不同人物的行动逻辑。”
“清一色的上海演员，他们对上海的风土人情更加理解，用自己的方言来演，也演得更准确了。”
剧中表现上海的第一个镜头是从外滩摇到陆家嘴，一枝独秀的东方明珠尚没有“厨房三件套”作伴，耳边传来的海关大楼钟声还是《威斯敏斯特报刻曲》。
与此同时，弄堂里还在倒马桶、用公用电话；晚高峰时候，公交车又挤又堵，马路上不乏有赤膊骑脚踏车的路人……
“那个时候，我清醒地感觉到时代大变革快要来临了，上海市区的许多老房子被推倒了，上海的生存环境，将近七八十年，甚至于一百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城市文明，应该通过影像抢下一些留作历史记忆的镜头。”
“《孽债》后来为何会那么受老百姓喜欢，获得广泛的感同身受，就是那样的生存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
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甲肝病毒的患者，是临床的4倍，被称为“隐性感染”。
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毒。要知道，1988年的时候，上海人口总数不过1250万。
丰收的毛蚶被装上船只和卡车，日夜兼程运往上海，出现在小菜场里。因为产量高而价格低，这些毛蚶一下子占据了上海的市场。
启东是甲肝高发区，海区环境长期受到人畜粪便的污染，吸附力极强的毛蚶将甲肝病毒聚集在自己体内。而上海人“开水一烫”这样的食用的方式难以灭杀病毒。
当时上海各家医院所有的病床全部加起来，也只有5.5万张。而每天新增的甲肝病人，数以千记。
看到全市的这样的情况，市政府召开了各区分管领导以及市卫生行政防疫部门的紧急会议。
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接收病人，口号是“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
一时间，工厂的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新建设的小区……甚至4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室都变成了临时甲肝病房。
浦东乳山新村那时刚刚造好，大约有20幢多层楼房尚未有人入住，也被“征用”了。
宽带山上有人回忆1988年的情形：“当时招待人最上档次的就是板蓝根了。到别人家去，不上茶的，直接一杯板蓝根泡上，每个人都喝得有滋有味。”
甲肝爆发，板蓝根成了上海最受欢迎的药品，各地生产的板蓝根都往上海运。即便如此，依然供不应求。
其实，甲肝是一种可以自愈的疾病，治疗方法主要是卧床休息，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维生素C，每两周查一次血。但病人不吃药就不安心。
有病人家属说，隔壁邻居跑去安徽大量收购板蓝根，运回上海后高价卖出，发了笔横财。
“这多少抢手啊？像阿拉单位里，一个季度不晓得才有几张电视机票子。大家都想要，要靠抽签来分配。”
更有可能的吃法，来自“进贤路F4”吵相骂后的葛老师。落魄的他看着隔壁金宝的姆妈送来的冷饭，对宝总说：“侬给我倒点开水好吗？我吃泡饭……侬帮我腐乳拿一下好吗？”
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工人家庭清晨一咕噜起床，把隔夜饭倒入锅，浇上老虎灶泡好的开水，生起煤球炉，滚个几下，一碗泡饭便上桌。
再配上小菜，囫囵吞咽下去，短短几分钟内，肚子就填饱了。如此，早上六点钟上班，可以扛饿到中午十一点吃中饭。
“泡饭这种餐饮形式更适合工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上海人守纪律、重辰光，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九十年代，历史学者承载曾访问过普陀、杨浦一带的纺织工人，他们的工作偏重于体力劳动，上班时间严格。
上海作家马尚龙，小时后一家七口住在“上只角”淮海路上的霞飞别墅，父亲掌管爷爷的印刷厂，每个月收入150块。
照道理说，在六七十年代，这样的生活水平算得上优渥，但要养一大家子，还是有点紧巴巴。
每天一早六点三刻闹钟一响，兄弟姐妹们立马你追我赶地起床，走出三十多平的房间，往上踏三个台阶，来到厨房、晒台和卫生间所在的楼层。
滚滚烫的两大碗泡饭盛满，他们把泡饭集中到晒台上去“晾”。冬天的时候，把烤菜露倒入泡饭中，让它迎着西北风吹，便足以加速降温。
大头菜在瓶子里，碗里有腐乳、隔夜青菜。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充满好胜心的少年们互不相让。
“老一辈的DNA里厢有吃泡饭的基因。” 说起爸爸的脾气，小彭有点“积怨”，“上海人上班老急的，又做人家，最好前一天挺下来的剩菜剩饭一记头吃脱。”
十几年前，彭晟杰去瑞士卢塞恩学习酒店管理。远在他乡，相继在中、西餐厅实习，他在东西饮食文化的吹拂下，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上海胃”。
泡饭烧烧快来兮，但是小菜的准备，却要费一番功夫，腐乳、虾油露鸡、酱瓜、咸蛋、皮蛋、黄泥螺，烤菜、螺蛳菜、萝卜头、花生……
你可能觉得这样过泡饭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了。其实未必，上海泡饭的小菜，也是泡菜文化的精髓。
据说，苏南人口味清淡，爱吃带点甜味的酱瓜；宁波、绍兴人嗜咸，镇江、南京一带的人做酱菜特别考究；高邮苏北这带盛产鸭蛋；安徽人爱搞点辣味；海宁一代沿海渔民多，口味比较重，其斜桥榨菜风行于世。
一碗隔夜饭，一壶热开水，几碟小菜。简简单单一顿早餐，你能看出一户人家的底细，城市的过去和上海人的身份认同。
刘海文（化名）在1991年买过一件凹凸版的梦特娇，海蓝色，上面有黄色一枝花，他记得价格大约是900元。
梦特娇男孩津津乐道的“冰丝短梦（短袖梦特娇）”，其实是一种人造纤维代替天然丝，对聚酰胺面料进行多道工序加工后生产出的，这样一种材料叫“亮丝”。
市指几个80后读者都有类似的印象，小时候用手去摸长辈的那件梦特娇，“一碰上去，冰冰凉”，“类似于冰蚕丝”。
1999年，当时很火的亚新生活广场里，凹凸版亮丝售价680-880元，平板和花版亮丝便宜点，600-780元。
大概它家设计师精准领会了那些年梦特娇男孩们的内心需求？蓝色个性张扬，黑色沉稳内敛，反正腔调是到位了。
最后就是标志性logo，胸前一枝花。在梦特娇男孩记忆里，黄色一枝花最经典。当然，这朵花也有粉白款。
“真假梦特娇”升级弄堂热搜，那些斥巨资买过“正版”的梦特娇男孩们，在辨真伪这件事上个个无师自通。
刘海文印象特别深，有次同事把梦特娇短T带到厂里来，一帮人起哄要用点燃的香烟头做鉴定实验。那件实验品过关了，“确实阻燃”。
一时间鉴真假的哏实在太多，从材质到走线，从性能到颜色，都能成为大家判别真假梦特娇的切入点。
“这个牌子仿冒很难。”刘海文认为，大兴货一眼就能看出，“（穿在身上）没骨头” 。
跟着父辈瞥见过梦特娇辉煌的80后们，当时年纪不过10岁左右，也在耳濡目染中，掌握了某种鉴伪技能。
市指读者Edonchen是1981年出生的，他曾留言说：“我大舅从他小舅那批发来的梦特娇。”
“真伪鉴定秘籍，（是）左胸口那个口袋边缘里侧的缝线，在走线的两个末端会各有一个非常自然的收口，假货是直接缝线封死的。”
梦特娇男孩们给出的反馈千差万别，有人说吸汗又透气，也有人说特别闷，只适合在空调房穿。
但仔细想想，情有可原啊，当年身上这件T恤带来的满足感是如此巨大，那点微不足道的舒适度问题，多么不值一提。
时过境迁，生活里一切都变了，梦特娇早就是“上古”潮牌了。上海那么多购物中心里，爷叔们要能找到一件梦特娇，大概比发现古董还惊喜。
一代梦特娇男孩已经老去，不知他们路过潮牌店门口年轻人的排队长龙时，那些曾经的自己，会不会被短暂地记起？
网友评价范师傅直接拿勺子挖着吃的方法为“绝对大户”。因为冰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白富美”。
能够追溯的冰砖价格，大约在上世纪70、80年代，彼时益民厂的冰砖分小、中、大三个规格，分别卖1角9分，4角2分，7角。
对于七八十年代工薪阶层家的孩子来说，一般总得有点好事发生，才能吃上一块冰砖。
一位名叫马蒋荣的作者在向报刊投稿时回忆说，第一次吃中冰砖是在老妈有奖贴花储蓄兑现了2元钱奖金的那一天。
一旦隔壁邻居看到你用一条毛巾包着一块大冰砖匆匆踏入客堂间，就能猜到你家来了客人，而且不止一个。
为了确保一分为二的冰砖大小一模一样，分割冰砖采用对角切的方式，谁都不会感觉吃亏。
最早，加仑是专供给酒店、饭店的产品，等到弄堂里的人家纷纷买了冰箱之后，加仑也随之进入了普通上海人的家庭。
“光明村顶早个人气是菜馒头。真个，三十多年前头光明村个馒头名气老响。搿辰光是叫‘光明村点心店’，还勿是现在叫大酒店。精白粉菜馒头肉馒头豆沙馒头，5分洋钿一只，半两粮票。”上海作家马尚龙在2011年的《新民晚报》写道。
1992年底，趁淮海路开挖路面造地铁的调整期，光明邨把老房拆除，花了一年多时间建新楼，转型成一个综合型的酒家。
1994年，今天光明邨的一楼，开出了上海第一家麦当劳，位置就在淮海路华亭伊势丹斜对面。
“光明村思忖麦当劳全球有名声，楼下开的分店又是沪上第一家，于是同意在楼顶的最佳位置挂上‘麦当劳’三大字。”
就这样，今天淮海路奇特排队现象的雏形出现了——“慕麦当劳之名的顾客纷至沓来，结果是年轻人多就餐于麦当劳，而年长的却登楼上了光明村”。
2. 龚丹韵、杨妙丹，《上海第一代白领，从联谊大厦走出》，解放日报，2013年11月4日。
4. 杨鲁邦，《人民币调剂汇价峰回路转》，文汇报，1993年7月11日。
5．施明慎，《汇率并轨意味着什么？》，新民晚报，1994年1月12日，荐自《人民日报》施明慎文。
6．羊羽，《静安指数：系中国第一个股价指数》，新民晚报，2001年8月18日。